不同时代对同一书家的品评不尽相同，甚至有时似乎出现冲突、矛盾的现象，这在同时期乃至同时代书家之间的品评与后世品评间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不难发现同时代的书家之间往往掺杂着更多的主观性与时代的局限性。唐宋两代对褚遂良书法的品评之间的差异性就是一个经典且鲜明的案例。

  宋人的接受

至唐代，中国书法各字体已然定型、完备，历史上的书法名家源流、序列也已然系统化，印刷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也湮灭了文字进一步演变与发展的动力与可能。加之唐王朝由盛转衰，历经五代的动乱与战争至宋朝，于书法而言，以口传手授方式沿袭的笔法传统不复存在，古代碑帖善本大多也随着战争灰飞烟灭，幸存者不如往昔十之一二，以至于北宋初期书法不复往日荣光，呈现出一片衰颓景象。宋太宗赵匡义，一代文宗欧阳修等有志之士鉴于此深感忧虑，纷纷振臂高呼。可见于宋朝书家而言，对书法如何继承发展已然成为摆在面前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也正因如此，宋朝书家对唐人书法的品评观念以及接受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以人论书

唐人的书法品评标准更多的是就书法言书法，以书论书，从形式法则、自然物象、情感表现等方面来认识书法艺术的美，评价书家作品的优劣。宋朝则是以书法创作的主体——人为中心，对书法精神性方面的评价，远远超过对具体书写技法的评价，即以人论书。宋人更关注创作者的品行、学识、涵养、心性、智慧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对人品的格外关注使得北宋书家对“书如其人，人书俱佳”的褚遂良、颜真卿书法推崇备至。“以人论书”的观点首先为文坛巨擘欧阳修所提倡，其在《集古录》中言：“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贤者，传遂远……使颜鲁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毕宝之……”这无形中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书法的核心意义不在形色，而在于其中的人格精神。认为书法品格与人的性格、品格有一致性。尽管笔者没有找到欧阳修对褚遂良品评的文字资料，但鉴于其对颜真卿推崇备至，显然对刚正不阿、敢于谏言的褚遂良亦当认可。此后书家对此纷纷接受、唱和、响应。如朱长文在《墨池编》中称：“遂良书多法，或学锺公之体，而古雅绝俗；或师逸少之法，而瘦硬有余。”这与张怀瓘对褚遂良书法“美人婵娟”的评价大相径庭，朱长文对褚遂良的评价显然得益于朱长文对褚遂良人品的钦佩，将褚遂良视为道德上的典范，认为“古之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者，褚公有之”。苏轼在《东坡集》中亦言：“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清远萧散”无疑是苏轼最高的审美理想或者说是其审美理想的核心，“清远萧散”式的审美内涵也意味着将审美主体划分出雅、俗之别，换言之，“清远萧散”式的艺术不是提供给普通大众欣赏的，而是博雅之式的愉心之具。此外，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言“予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清远萧散”与“萧散简远”并无二致，可见苏轼将褚遂良推至与锺繇、王羲之同样的高度，然而从“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轼对褚遂良书法本身的艺术造诣谈不上认可，然而仅凭人品就将其比肩于锺、王。米芾在《宝晋英光集》中则言：“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至南宋朱熹更是将书法家个人的道德修养推至几近教条的地步，如其在《题曹操帖》中言：“余少时曾学此表，时刘共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画古今诮之，共父谓余‘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时默然以应，观此谓天道祸淫，不终厥命者，益有感于共父之言云。”刘琪与朱熹都意识到，曹操是篡夺君位的叛贼，其大节已亏，故所书也不足取；相反颜真卿是气节凛然的忠义之士，故其书足以流传后世。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反映出有宋以来以人论书的时代风尚。

金石考据

前文已经提到，北宋初年，书学凋零，与唐代至兴盛相距甚远，欧阳修作为文坛执牛耳者，本着振兴一代文艺的使命感，在大声疾呼“字书之法寂寞不振”，哀叹“今人之废学”的同时，身体力行，水路奔走，于山崖墟莽之间不遗余力地搜罗前世金石之遗文，历时18 年之久，编撰《集古录》。这一功载千秋的举动在开创了金石学研究的同时，也为宋朝及宋以降的书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引领了朱长文、赵明诚、郑樵等一批宋代学者对金石学研究的兴趣。也正因此，褚遂良书作在宋代金石考据著作中得以收录、传世，为宋人对褚遂良书法的研习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伊阙佛龛碑》著录于欧阳修《集古录》、朱长文《墨池编》《金石录》及《通志》。《集古录跋尾》中称：“唐起居郎褚遂良书《三龛记》，字画尤其伟，在河南龙门山。山夹伊水，东西可爱，壁间凿石为像，后魏及唐所造，惟此三龛最大，乃魏王李泰为长孙皇后造也。”此中提到的《三龛记》也就是《伊阙佛龛碑》。关于《孟法师碑》的记载，在北宋的《集古录跋尾》《金石录》及《墨池编》《通志》等著录中都可以见到。至于《房玄龄碑》，欧阳修在《集古录》中判断该碑虽然残缺，书者和撰文者姓名也没有记录，但从风格上看应出自褚遂良之手。赵明诚的《金石录》：“右唐《房玄龄碑》，文字磨灭断续，不可考究。唯其姓名仅存其后，题‘修国史河南公’，而名姓残缺者褚遂良也。”此外，《雁塔圣教序》在朱长文《墨池编》、赵明诚《金石录》、董逌《广川书跋》等书中亦有记载。

米芾的客观评价

北宋诸多书家对于褚遂良书法或多或少皆有研习，亦多有品评。尽管褒贬不一，或称其“古雅绝俗”“瘦硬通深”“清远萧散”；或谓其“雕刻过之，而殊乏自然耳”，但从中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到北宋书家对褚遂良书法的认知与接受，以及褚氏书风对北宋书家的影响。笔者以为其中米芾对褚遂良书法的理解最为深刻，评价最为客观、最具参考价值，同时米芾也是最有发言权的，这得益于米芾长期致力于褚遂良书法的研习，其自身书法也深受“褚体”的影响。例如其在《宝晋英光集》中谈及早年学书经历言：“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此外，米芾性格直率几近癫狂，且自视甚高，对前人品评更是直抒胸臆、直言不讳多以批评为主，如评价李邕“如乍富小民，举止倔强，礼节生疏。”评柳公权“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始有俗书。”在《论草书帖》中称：“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评虞世南“如休粮道士，神格虽清而体气四疲”。对颜真卿的评价可谓高抬贵手“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当然其对自己的书法也是以“刷字”自嘲。然而其对褚遂良的书法却是推崇备至、少有批评，尽管这和前文提到的“以人论书”不无关系，但更多的还是基于他自身的书学观念以及审美实践感受。米芾最为推崇褚遂良的小字行书，尤用功于褚遂良《枯树赋》，称“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惟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后经生祖述，间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见也”。当然，米芾对褚遂良书法也不是全盘接受，对其楷书显然是持批评态度的，如其在《海岳名言》中称：“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笔者以为一方面这自然与米芾尚“意”的审美理念有关，另一方面或许米芾观照的是褚遂良早期楷书作品，而晚期的如《阴符经》《雁塔圣教序》可能并未得见，也就没有了扬无咎跋《阴符经》中所言“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的深刻体会。宋代的书法思想者们对褚遂良书法的接受与思考以及对书法艺术注入的新的内涵，宋代反思式、革新式的书法批评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宋代思想领域的高度自由，学术、文艺研究风气的高度自觉；党争所引发的“君子小人之辩”以及理学思想的形成。都使得宋代的褚遂良书法批评成为整个中国书法史中褚遂良书法批评的关键纽带，为后世的褚遂良书法批评奠定了主体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