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临《三希堂法帖》

编者按：学习书法，我们常常听人说要多看碑，要多读帖。可“碑”是什么，“帖”是什么，合在一起的“碑帖”又是什么，从碑帖引申出来的“碑学”“帖学”又是什么？。本期荷堂艺术馆节选王家葵先生《碑石拓本的鉴真与祛伪》专题讲座的部分内容，以便大家厘清碑帖以及碑学”“帖学”之间的关系。

谈碑论帖

王家葵

▲颜真卿《西亭记残碑》

先说“碑”

《说文》对“碑”“帖”二字各有解释。“碑，竖石也”，按照王筠《说文释例》的意见，碑有三用：“宫中之碑，识日景也；庙中之碑，以丽牲也；墓所之碑，以下棺也。”一是用来作时计，也就是日晷，根据太阳的影子推算时间；一是立在宗庙外面，栓系祭祀的牲口；一是在墓葬的时候，便于下棺。

碑石的来历说法不一，但至少到东汉，“碑”定型为树立在坟前的，对墓主人进行表彰、歌功颂德的一种刻石的标识。尽管后世碑的概念越加广泛，但我们看到碑林里边绝大多数碑，仍然是以墓碑为主。

曹魏时代有碑禁，当时人要表达对故人的追思，便改用墓志。将本来写刻在碑上的生平事迹、丰功伟绩等“腴墓之辞”，转移到一块或许略小一些的石头上，埋到坟里边去了。墓志可以看作是碑的变形。到隋唐碑禁打破以后，墓志却已经成为习惯，所以大型墓葬可以地面上树立丰碑，坟墓里面也安放墓志。

碑的概念有一个逐渐拓展过程，后来一些纪念性的刻石，也被叫作“碑”。比如《石门颂》《西狭颂》这类“工程落成纪念刻石”，当时并不称为“碑”，后世也归在碑的范畴里。又比如东汉灵帝熹平年间，诏令把儒家经典用标准隶书书写刻石，立在洛阳太学，这本来是石刻文献，后世也视为“碑”，称为《熹平石经碑》。我们耳熟能详的碑林国宝《开成石经》，也是儒家经典刻石。后来佛教、道教也有将经典刻石的习惯，佛教刻经尤多，著名的如北朝泰山金刚经，唐代房山石经等，同样被后人称为“碑”。

随着“碑”概念的扩大，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定义，凡纪念性文字的刻石，都可以称为“碑”。

碑其实是一个“实用器”，具有明确的使用目的，即纪念性。正因为此，从“碑”的创立本意来看，碑上面的文字内容是其重点所在。换言之，一篇碑文可以请名人书写，请书法大师书写，也可以找工匠随意书写，甚至今天还可以从电脑字库集字，尽管在经济层面、美学层面，甚至社会学、政治学层面，因不同的书写方式而有所不同，但碑的根本性质并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说，作为“实用器”的碑，重心在文字的内容，而不主要在文字的书写，即书法。

随着时间推移，古代碑刻的实用性淡出，碑石上的书法的美学价值、收藏价值，渐渐凸显，甚至超过碑文，成为评价古碑的第一要素。说起来，真有点“买椟还珠”的味道。正因如此，前代收藏家谈论碑刻，往往截止到唐代，宋元以降就不入他们的法眼了。并不是宋元明清的碑刻墓志不好，而是觉得不够“古”，所以弃之如敝屣。

▲王羲之《游目帖》

再说“帖”

“碑”说完了，再来说“帖”。

“帖”的词义变化又有不同，《说文》解释：“帖，帛书署也。”在竹帛的时代，竹简写完卷在一起，为了便于查找，用一小条帛夹在中间，题写篇名或者关键词，便于查找，这就是“帖”，略等于今天所言的“标签”。

或许因为“帖”本来就含有书写的意思，书法概念兴起以后，写在纸帛上的法书墨迹被命名为“帖”。比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兰亭序》，王献之的《地黄汤帖》《中秋帖》等，王氏一门书迹的《万岁通天帖》等，不论是真迹还是摹本都可以叫作“帖”。

到唐代，情况又有些改变，出现了一些石刻的“帖”。“帖”本来指绢帛纸张上的书写，怎么会变成刻在石头上的书法，我理解可能与唐代《十七帖》的刻石有关。

唐太宗喜欢王羲之书法，就把王羲之的各种字收集起来，以一丈二为篇幅装成一卷，用开首的几个字作为这一卷“帖”的名字。

草书那一卷开首是“十七日先书”，所以就把这一卷叫作《十七帖》。这份《十七帖》很可能是弘文馆用来作草书教材的标准字样，所以在唐代有很高的流传度，敦煌发现好多件《十七帖》摹本残件就是证明。

单靠双钩复制不能满足学习需要，于是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主意，刻石传拓，以拓本的方式流传。在前人记载中提到的“唐拓《十七帖》”，就是这样来的。刻本的《十七帖》还是被称为《十七帖》，一旦流传开来，可能在唐宋之际，石刻的书法文献也就叫作“帖”了。

传说南唐后主刻过《升元帖》，真伪不知，但至少宋太宗淳化年间令王著编次镌刻的《淳化阁帖》，显然是以“帖”指代法书墨迹的刻本。这是“帖”字含义的拓展。从此以后，帖就不仅指书写在纸帛上的法书墨迹，也包括法书墨迹的石刻本和石刻本的拷贝件，即拓本。

▲阮元重刻天一阁所藏宋拓本《石鼓文》（局部）

碑与帖

前面说到“碑”与“帖”的不同，“碑”所看重的是文字内容，而非书法；而“帖”从一开始出现，所看重的就是书法，文字内容反在其次。所以后来“碑”“帖”两字连用的时候，虽然称为“碑帖”，就书法立场来说，侧重点其实在“帖”。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来检视碑林的各种石刻。比如《峄山碑》，本来是一块秦代刻石，传说由李斯书写，属于纪念性刻石，也符合“碑”的定义，叫作《峄山碑》也无妨。但西安碑林这块《峄山碑》是宋代郑文宝翻刻本，这是出于书法目的的翻刻，所以虽然还叫作“峄山碑”，其实是“《峄山碑》刻帖”。而这种书法目的的翻刻，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杜甫诗“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说的是《峄山碑》在唐代的翻刻情况，这显然也不是为了纪念秦始皇登峄山成功重立纪念碑，还是因看中李斯的小篆而重刻，所以仍然应为“帖”。

由此也有同一块刻石，“碑”与“帖”的拓本同时存在的例子。比如《石鼓文》，原石尚在故宫博物院，原物和拓本都属于“碑”的范畴；清代阮元重刻天一阁所藏宋拓本，重刻本其实就是“帖”。

还有一种情况，元代苏州玄妙观修缮殿门，落成以后请牟巘撰写一篇文章，由赵孟頫书写刻石。刻好的石碑当然属于“碑”，赵孟頫书写的碑文墨迹也保留下来，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这块石碑后来毁掉了，玄妙观的道士又根据墨迹或者拓本重新刻这块碑，尽管重刻的动机也包含有对赵孟頫书法的珍视，但毕竟原址重立，纪念性质并没有抹煞，还是应该算作“碑”。

▲董其昌题画跋（局部）

碑学与帖学

最后简单一说碑学与帖学，这是两个书法名词。在书法语境下，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某某先生是学碑的，某某先生是学帖的。这时的“碑”和“帖”，又与前面的定义有所不同。

“碑学”和“帖学”的概念是清代人提出来的。清代中期考据学带动金石学的发展，大量石刻材料进入学者的视野；在以阮元为代表的乾嘉学者提倡下，这些石刻材料不再仅仅是史学研究之助，同时也成为书法学习的范本，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书法风尚。

这种书法风尚明显不同于唐代以来“二王”为中心的审美价值观，因为主要来源于碑刻，所以称为“碑学”，而“二王”一系的风格主要通过法书墨迹，以及以《淳化阁帖》为代表的法帖传递，故称为“帖学”。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就是为碑学张目的两篇重要论文。

阮元以后，碑学逐渐超过帖学，经过包世臣、康有为在理论上的鼓吹，以及邓石如、赵之谦等人的实践，碑学在20世纪也是主流书风。

从对待范本的不同取法态度，可以很容易的区别碑学家和帖学家。帖学家临摹总是希望与原帖一模一样，标准语言叫作“神形兼备”，随便举赵孟頫临的《兰亭序》，今天展厅看到的沈尹默临《倪宽赞》，启功临的《玄秘塔》，都是这样。而碑学家不同，他们临摹石刻范本，并不特别追求与原作点画结构的一致性，而在于“得趣”“神似”，行话叫作“遗貌取神”。看何绍基临汉碑十种，基本上是以他自己的意思在创作，他临通常属于帖学范畴的《麓山寺碑》《道因法师碑》，也是自运的成分为多。

同样一件《张猛龙碑》，沈寐叟、陆维钊、祝嘉都有临本，却是“各有巧妙不同”。碑学如此，帖学则不同。同一件《九成宫醴泉铭》，王澍、成亲王、姚孟起、黄自元，还有当代几位欧体“大家”，临本摆在一起，也是大同小异。

至于碑学家与帖学家的临摹何以如此差别，这是专门的话题，以后单独讨论。

监制｜赵  旭

图文编辑｜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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