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利杰
湖北省书协副主席。作品获第六届、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铜奖,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获奖提名,第六届湖北书法黄鹤奖一等奖等,荣获“兰亭七子”“湖北省最美文艺志愿者”等称号。发表书法理论文章约60万字。
董其昌书风的当代观照
樊利杰|文
研究明代绘画史和书法史,董其昌是绕不过的人物。他提出的南北宗论,是明代艺术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董其昌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使其站在明代书画艺术的制高点。《画史绘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他在中晚年时,身边围绕着一大批追随者,董氏书风在文人士大夫之间流传开来。到了清代,其影响力达到顶峰,像李世民推崇王羲之一样,康熙和乾隆皇帝对董其昌书法非常喜爱,推崇备至,康熙皇帝曾说:“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董其昌书风在朝野风靡一时,风头无二。乾隆年间编辑的《石渠宝笈》中,收录数量最多的即是董其昌作品。
董其昌《草书节临怀素〈自叙帖〉扇面》
然而,到了清中期,随着清廷大兴文字狱,文人士大夫将研究的热情转向与政治关系最小的金石碑版,一种倔强的、甚至反传统的文化审美传播开来。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发,西方列强也趁机侵入中国,时局越来越动荡,祥和安宁的社会环境遭到了破坏,人人都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在危机面前,清雅秀美的帖学书风,不能适应人们内心的激烈冲突,由此,整个社会审美环境发生了转变,遗落在穷乡僻壤的碑学,因其粗率质朴,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要完成这一切,传统的、精致的帖学势必受到质疑和批判,作为当时影响最大的董其昌毫无疑问成了众矢之的。时间来到清末民初,民族存亡之际,各种激越的思想此起彼伏,有志之士力倡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思想,以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这个过程中,难免矫枉过正,对传统文化“恨铁不成钢”,不光对孔孟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思想提出批评,对文言文提出改革,甚至会迁怒于汉字,认为复杂的汉字也是落后的原因之一,更遑论董其昌这种“萧散疏秀、平淡天真”书风了。沈尹默书学“二王”一脉,被时人讥为“其俗在骨”,恰是当时社会审美的写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其昌大地主的历史身份招致非议,这样的观点在民间广为流传。可以这么说,整个20世纪董其昌书风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它成为后学者取法的禁区,世人避之不及。启功先生就曾因早年学过董其昌而表现出后悔和遗憾。一直到当代,董其昌的知音也不多,相比吴门书派的文徵明、祝允明、王宠,董其昌的书风继承者寥寥。
董其昌 《书杜工部诗卷》(局部)
很长一段时间,董其昌书风开始得到有志之识的重识,然而,一直到今天,它都未被列入书法必学的取法清单之中。
我想无疑是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董其昌书风“清、雅、生、秀”,这对一般作者来说很难捕捉得到。学习董其昌要有较强的帖学基础,对笔法要有深刻的认识,这需要较长的过程。况且董书追求的气韵,并不是仅通过技法就可以学好,既要具备较好的综合修养,又要能思善悟,吃工夫难见效,与今天效率优先的时风相矛盾。
其次,董书笔笔中锋,线条纤细,在展厅和其他作品对比易显势弱。书法形式中最适合当代展厅的便是条屏,这恰恰是擅长小字的董其昌书风的短板。
再次,董书中缺少大开大合、浓淡枯湿的矛盾营造,视觉刺激不够,会让人觉得单薄、单调。不能像王铎、傅山那样进行强烈的情感宣泄,致使当代人觉得自己的情感无法通过董其昌书风进行表达。君不见,展厅中最打眼的,往往是表象厚重的作品,古代二流三流的书风因适合展厅而大放异彩,中庸雅致的作品却容易被忽略,这需引起书坛有志之士的思考。
这既有时代因素,也跟大众审美趣味有关,因此把董其昌书风和当代展览进行研究、学习和结合者少,或者说,在这方面我们缺少榜样,没有人贡献成功接近他的方式、方法,没有人去引领大家靠近他。
董其昌 《酒德颂》(局部)
笔者认为,随着整个社会对传统认识的逐渐加深,研究和学习更加关注书法本体,董其昌书风在当代渐渐走出了上代人的囿识,特别是随着帖学的再度兴起,对董其昌的认识也愈加客观理性,这也促进了更多人来关注董其昌、学习董其昌。
董其昌 《酒德颂》 (局部)
学习董其昌,既要了解董其昌的身外世界,更要细心感受他的精神世界、思想境界,体会他笔下的来由。
董其昌成长在明朝社会最自由,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他出生后不久,便发生了著名的“张居正改革”,国家由弱变强,充满活力。他的家乡松江府文风昌盛,名家辈出,为董其昌未来的艺术发展提供了最原始的环境滋养。在仕途上,当他走进权力的时候,正赶上万历皇帝懒政,董其昌当然也可以顺应地“懒”下去,专心对待他的艺术了。不过,即使这样,政绩不显的董其昌从一介平民最终成为从一品的太子太保,在仕途上也可谓人生赢家了。他去世之后,谥号“文敏”,与赵孟頫的谥号相同,当然,一生都在与赵孟頫比较的董其昌活着的时候是并不知道的。
纵观董其昌的一生,在艺术与仕途上游刃有余,时而进取,时而归隐,既能节节高升,也不为官场所囿,找到了爱好与职业的最佳结合点。可以说,他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天赋智慧、勤奋好学、超高情商、健康长寿等多种因素。年轻时的董其昌也一定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借助科举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但董其昌与那么多文人不一样的是,他有可以依赖、退守的精神家园,那就是书与画。《明史》评价董其昌:“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他的画室叫做“画禅室”,他的书房叫做“墨禅轩”。董其昌把禅理、禅意融会贯通在自己的生活中、书画里,成为伴随他一生的思维方式。也因此看待万事万物,处处有禅,处处有境,当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便不会为物所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是苏东坡的理想,时时刻刻备受政治打击的苏东坡,只能把理想寄存在诗词里。董其昌当官18年,归隐27年。当他在为官过程中,哪怕出现一点点的不如意,就会直接请假回家,投入到自己的艺术世界中。
董其昌书风可用四字形容:“清雅生秀”,每笔每画看似平谈无奇,实则丰富细腻。若用一个字总结,便是“欠”。“欠”,是克制后的欠缺,是舍弃后的不够,是宁生勿熟的度。经典书法风格,无不有自己的尺度,创作时过于放纵,痛快淋漓,追逐欲望,在品格境界上便容易落入俗套。董其昌的“欠”,是艺无止境的另一种诠释,他对艺术终生不倦、从不满足的探索,得到的是“生”,并因生而秀,笔下充满禅机,使人如入芝兰之室,淡雅清新,丝毫没有浑浊之气,永远充满生机。因此,要让书法作品有韵味,手头就要留有余地,能连的地方不急于连,可倾斜的地方不急于倾斜,用淡雅的心态去面对这些纸和墨。因此,董其昌在书作中处处克制自己的感情、克制自己对笔墨纸砚的放纵,以求达到心中的那个“度”。在笔法上,几乎笔笔中锋,线条没有那么粗,没有那么涨,也没有那么放。董书一定是在中锋的状态下去运行,即便不是中锋,也一定有向中锋转变的趋向。比如,侧锋大都出现在起笔阶段,然后马上通过调整变成中锋,不彰不显的笔画中,凝练中透出玄机,不动声色却生动丰富。
董其昌 《东方朔画像碑赞》 (局部)
董其昌一生临摹不缀。他强调:“学书不从临古入,必坠恶道。”这是所有人学习书法的基本观点。董其昌的取法很广,也有比较多的临摹作品留传下来。总体来说,他从“二王”、颜真卿、米芾、怀素处得到的“营养”最多,也因此留下了大量的临摹作品。董其昌临帖,主张“妙在能合、神在能离”,不亦步亦趋地追求“复印”效果,而是遗貌取神,边学边悟,同频同进。如临米芾书作,他舍弃书作中最有特点的部分,选择共性的笔法与自己“会师”,米芾强烈的个人风格就不会附加在他身上。学颜真卿,厚重、粗犷都被董其昌天性的理解能力雅化。董其昌自始至终站在高处去感知经典,凌空而取,而不是仰望着古人一股脑的信奉“拿来主义”。
董其昌 《草书临右军帖》 (局部)
在用笔上,董其昌书风行止转的调节、中侧锋的使用,都是在看似不经意间完成。在书写速度上,不是平均分配,在起笔、转折处需调锋,因而要慢,笔画中间,则可稍快。董其昌很看中“提”,他说:“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语。”提是按中提,按是提中按。提,是董其昌用笔的基本要求,只有这样,笔锋运动时的转折顿挫才能轻灵便捷、运转如意。因此,学习他笔法的核心,便是要知“势”的走向,强调书写性,一画与一画之间、一字与一字之间、一行与一行之间的关系,都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气息弥漫。书写的时候,由笔顺产生笔势,再由势产生气,由气而生韵。
董其昌书风的章法比较疏朗,如星月散布苍穹,也很克制,极少有比较大的艺术冲突,在相对平淡中娓娓道来,看似平淡无奇,但放在一起韵味顿生,如对异人,高深莫测。因为章法上没有大的节奏,董其昌的作品适合用手卷、信札等表现,可把玩、细品,不可与强势霸道者在展厅斗艳。
董其昌 《兰芷忆南征》
用墨方面,董其昌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一直用很淡的墨。在流传下来的作品里确实有特别淡的墨,从中可以看清笔画之间的丰富关联,但是,他也有用焦墨写成的作品,依然存在特有的韵味。书写中,他不会因为淡墨下笔流利而增加牵丝引带,枯墨容易干燥他也能做到墨气十足。似乎有点完美主义的董其昌,无论在什么状况下,该有的细节一个也不能少。董其昌通过研习绘画,对墨分五彩体会尤深,这才是他用墨的特点。但他对墨的使用也有节制,不会让它过于跳,一定要控制在自己认可的范围之内。比如王铎的涨墨,水和纸相互生发,往往会有一些意外效果,这在董其昌看来是不可接受的。董其昌对笔墨的这种理性,使他的绘画和书法有一种简远的艺术意境,所以他不能大开大合地去宣泄情绪,只能书写自己的修养,书写自己对人生、对艺术的体悟。
董其昌传世作品以行书为主,量大质好,形式丰富。《紫茄诗》《岳阳楼记》用笔厚重恣肆,可以从中体会董书的大字。《论书帖》规范中透出趣味,《答客难》秀整中饶有灵气。其他还有《昼锦堂记》《送李愿归盘谷序》《麻姑仙坛记》《酒德颂》等都非常不错。董其昌还有很多精彩的题跋,自然随意,挥洒自如,不经意间见精神,如题米芾《蜀素帖》,题《潇湘卷》《荆溪招隐图》等都非常精彩。董其昌对自己的楷书自视甚高,他说:“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也。”他的小楷同样以气韵为上,清新有致,不落俗尘,看似简单,其实难度颇高,在当代,笔者还未发现取法其楷书而有所成者。需要着重介绍的是董其昌的草书,这往往容易被其行书所取得的成就所淹没。其实,放在有明一代,他的草书相比祝枝山、王铎不遑多让,在恣肆中透出的静雅之气,实为高明。董其昌草书主要取法怀素,流传下来临习《自叙帖》的版本便有多个,可见其对怀素的钟爱。毛笔在高速的运动中提按翻转,几乎笔笔中锋,瘦硬圆转、劲挺流畅。如《草书放歌行答从弟墨卿》,用笔果断利落,迅捷有度,特别是任情恣情般的枯湿、轻重、大小变化,极具视觉冲击力,这是董其昌少有的放旷之作。这卷草书的第二部分,是储光羲的《野田黄雀行》,而第三首则干脆抄写了怀素的《自叙帖》的部分内容,并在其后跋曰:“因作素书以《自叙帖》诗系之。”《试墨帖》是董其昌草书的代表作,纯用中锋,如钢丝般劲挺,大小随意为之,实为难得之珍品。除此之外,值得关注的草书还有《草书杜甫诗册》《琵琶行》等。
董其昌 《答客难》 (局部)
董其昌书风在当代的传承,不可能真正回到过去,我们学习董其昌,不是为了成为董其昌,而是要结合时代写出自己的新风貌。只有深入进去,学而化之,为我所用,“沾染”上他那种独特的清新、淡雅之气,笔下自然不会有俗气。俗是从哪里来的呢?俗是从大量低级的重复当中来。因为你停止了艺术的探索脚步,周边的风景便渐渐不再新鲜,久了便视之不见。
当代审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金文小篆,到帛书简牍,从历代经典,到民间残纸,从流传有绪到新近出土,当代的书法取法非常丰富,甚至很多古代三流书者都受到极大关注,艺术价值被充分挖掘。比如清代的郑簠隶书,习气较重,本不是书之大道,但正是因为“不同”,与其他人拉开了距离,吸引不少人取法并被书坛认可。同时,展览的取向也在探索中,试想,如果展厅里的行草书到处都是张狂的自我表达,董其昌空灵有韵的书风,会不会飘出一股清气,一下子吸引读者的眼光呢?
可喜的是,在第四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上,有3件董其昌书风入展,这引起了书坛的关注。在第六届、七届“兰亭奖”上,笔者以董其昌书风为基础创作的3件作品受到了专家的肯定。特别是第七届“兰亭奖”上,共有3件董其昌书风获奖或入展,可见,董其昌书风与当代展览并不是天堑,一定有其时代特有的代入方式,让我们走近他、感知他,并在这个多元的审美环境中产生更多的可能性。
董其昌,这个影响了一代书风的大家,在艺术史上的名望与对当代产生的影响势必渐趋一致,董其昌书风的学习与挖掘,应该是当下的一个新热点、新机会。
(原文刊载于《中国书法报》)
监制|赵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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